【側記】中國崛起下的中國恐懼-場次一 [Activity Report] Sinophobia in the Rise of China-Session1

2022-11-17

活動名稱:中國崛起下的中國恐懼

Event Title: Sinophobia in the Rise of China

日期Date111.10.10

時間 Time9:00-18:00

地點 Venue陽明交通大學人社三館 R103 室 R103 HA Building 3, NYCU,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線上 zoom meeting 與現場同步進行)

主辦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台聯大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指導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發展處

Organizer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鏈接Link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nycu.edu.tw)

Session 1. Sinophobia: What’s in and behind a Concept (and its Politics)

Chair: Derek Sherid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lain Brossat , University of Paris XIII, Nanterre (France), Philosophy Department

From Subalternity to All-out Sinophobia – The Mental Noose around Taiwan’s Neck

Allen Chu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Beyond Race-ism: Reframing Sinocentrism in the Making of Identity at the Margins

*Magnus Fiskesjö: Cornell University (USA),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Fear of the Others: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Uyghurs as a Threat and a Target

*Magnus Fiskesjö學者當日未出席

側記撰文:樹木林(國立清華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學程碩士生)

本次研討會將「中國恐懼」這一暗含「中心」—「邊緣」二元對立結構的認知概念,及其所滋生的焦慮、不安、恐懼、仇恨等分裂情緒,放入當代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經濟脈絡中做批判解殖的思考——此舉有切實而深遠的意義。當然,對「中國恐懼」的探討充滿各種可能,為了更好地激蕩出概念之下對具體現實的反思力量,研討會將討論範疇限縮於亞洲地域,從問題的總體性辨析到具體性分析展開,共分為三個部分進行。

本側記聚焦在第一部分。作為一個概念(表相),「中國恐懼」背後所指涉的權力關係(實相)到底是什麼?在這一部分中,三位學者採取了交相輝映的不同立場來闡明各自對於當下危機的看法,將對歷史現實的反思拉伸出多樣態的光譜,充滿張力與思辨性。

在陳奕麟老師剪短地替Brossat老師為在場的聽眾說明其不便出席的緣由後(圖1.),主持者謝力登老師隨即補充到Brossat老師有專門錄製了兩段演講視頻,我們將以此播放。於是開始了當天的第一場演講(圖2.)。

     

一、從屬下性到全力恐中——套在台灣脖頸上的心理繩索(Alain Brossat

Brossat老師從個人生命經歷出發,在開場白中講述道中國恐懼如何對他而言是一個切身、在場的經驗:在西方日常情景中(Sinophobia en situation),這一概念直接幻化為白人對一張泛東亞面孔(an East Asian physiognomy)所懷有的恐懼。因此,這是一個關於臉的問題(a question of facies)。臉的背後是殖民歷史中的權力結構演變至今,世界由種族主義的文明區隔延續至當前愈加分裂的文化「內戰」現實。

老師的演講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圍繞「中國恐懼」這一概念做歷史系譜學的分析,從殖民至新冷戰以來,「中國」如何持續地被西方建構為一個徹底的他者身份。這套話語系統在過去如何被殖民者製造?在當前再製造的過程中又反映出什麼樣的權力關係?我們如何思考歷史的連續性與斷裂性?第二部分聚焦在當前東亞,尤其是台灣的處境上。作為邊緣地方,台灣對中國的恐懼情感背後,究竟是怎樣的歷史心理機制在發揮作用?由誰主導?這一心理在其追求獨立自治的訴求中,如何受制於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的權力關係圖譜,成為中國恐懼、地方分裂的製造者、新冷戰的犧牲者……

1.西方白人中心主義心態對中國恐懼的歷史話語製造(making)

近現代以來,裹挾在西方啟蒙理念與人文價值中的是帝國與殖民主體對異文化他者的侵略歷史。作為西方文明之外的「中國」、「中國人」,一直以負面的形象(bad other)出現在西方話語中。從鴉片戰爭到韓戰,「黃禍」(“Yellow Peril”)這一充滿種族歧視性意味的符碼已深植於東亞人的面孔之中;與之相對的象征「啟蒙」、「理性」的殖民者,以此合法化自身的侵略行為。

在當前新冷戰的語境中,西方將中國恐懼重新聚焦在崛起的中國大陸,過去「黃禍」的種族歧視心態遺留至今,只不過轉用意識形態(文化)進行包裝。中國仍是西方自由、民主、普遍主義意識形態中的他者,是野蠻、獨裁與極權的象征,新自由主義民主精神的敵人。

本質上,中國恐懼話語體系的製作,是西方白人中心主義者用以區分盟友/敵人、文明/野蠻、同質/異質的身份界線。以區分為目的的命名過程可謂是殖民之署名(the signature of the colonial)。歷史的連續性即體現於此,以單一的二元修辭來與他者劃分界限。但今日中國恐懼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僅僅是舊有陣營間的對峙,更是在分裂成碎片狀的多元世界與種族(worlds and species)之間所興起的或結盟或對抗的裂變衝突。當前的中國恐懼,就發生在東亞的面孔之間。日本、南韓、台灣各自抽離出互通的亞洲文明土壤,變身為美國霸權(hegemon)的盟友,接納了普遍主義、帝國主義的民主論述,歸化為中國恐懼的製造者。

2.台灣邊緣心態下的戰爭話語:親密的敵人

隨著台灣的政治精英致力於追求台灣獨立自治,中國恐懼的論述愈加流行開來;此類敘事借用了昔日殖民歷史的種族主義修辭,力圖將自身與中國政權乃至中華文明區隔開來,以引爆戰爭的話語來完成自身民主的淨化。

究其根源,在於處於屬下位置(a position of subalternity)的台灣精英階層所產生的幻覺(phantasmagoria)。慕權的精英階層認為,尋找台灣的出路唯有模仿、學習主人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master),生產中國恐懼的話語,才能以此獲得主人的保護(實為壓迫),成為其盟友(實為屬下階層)、好搭檔(實為客戶)。另一方面,台灣現代歷史的敘事也在建構屬下性的邊緣心態:一個持續不斷地被不同的主人支配的歷史敘事。在此種屬下性的歷史心理延續中,精英階層製造出的一套規則或象征性的制度(an order or a sort of symbolic institution),即是以西方白人的面孔作為自我認同的主體,而將中國恐懼的意識形態滲透入全社會(包括學術機構)。這正不可避免地造永無止境的中國內戰僵局。

今日台灣的屬下性心理表征在其對獨立的政治訴求中,甚至由根本視之,依附性、屬下性心理與對主體身份的承認、對獨立主權的想象之間存在著牢不可破的紐帶(link):獨立的幻想本質上受控於今日的新主人。一旦繩索拉得過緊,台灣將會將自己捲入中美對台的代理人之戰(proxy war)之中,而淪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

因此,面對新冷戰西方帝國主義的民主話語霸權,Brossat老師主張「東亞面孔」應回歸到原初的族群文化、歷史主體位置。在日常生活與歷史敘事中,維護古老文明的有機紐帶(an organic link),地方才有共和、共同發展的未來。每一個個體都無法擺脫個人的族群面孔,此乃個人攜帶的族群本性(nature)。東亞面孔,固然攜帶著「西方」對「東方」的刻板印象與「東方」對「西方」的錯位投射,邊緣的東亞族群唯有看清西方的霸權運作機制,認清自身庶民心態中的依附特質,反思歷史與現實中的誤讀与叙事冲突,重建Chinese地方族群的身份認同,才能有效地停止再造地方分裂、內戰乃至與霸權體系相抗衡的局面。

但,相較於更像白人的東亞面孔(屬下性心態),何為本真的東亞面孔?如何思考邊緣的位置?如何書寫邊緣的歷史?中國性、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迷思。

二、在種族主義之上:從邊緣的身份認同製造中重新界定中國中心主義(陳奕麟)

Brossat老師藉由對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製造過程展開批判,進一步揭示出台灣精英階層拼貼、挪用中心修辭的行為本身,是屬下性歷史集體心理在發揮作用,以此提倡台灣應回歸到地方族群文化中去尋找原創、本真、另類的答案。陳奕麟老師(圖3.)同意中心霸權以不同的方式影響邊緣地方社會的思考模式,但若將答案安放在地方固有的身份認同上,實則是在將問題做簡單刻板化處理(「屬下性」、「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均是寬泛且帶有價值判斷的概念)。此舉會將現象與答案混為一談,因果混同,論述也會再度鞏固對地方刻板的屬下位階印象,化身為本土主義意識形態的再殖民。

因此,老師將問題翻轉過來,從邊緣視角出發,探問地方社會是在怎樣持續變動的政治經濟語境(context)中,策略性地製造自身的身份認同(representation)?在地方主體對「族群文化」身份界限的想象、建構過程中,如何反映出地方社會內部的矛盾關係(族群、階級)——又折射出地方與全球系統(尤其是當代中國中心主義之霸權)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張力?

這背後切實的意圖在於,我們該如何思考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轉型?——過往的中心化經濟與民族主義政治如今已被新的事務準則(transactional norms)所取代。地方中的權力關係與中心霸權系統之間所存在著的多層(multilayered)互動關係,它們如何鞏固、延展或抑制中心霸權的勢力?此過程中又折射出中心霸權之間存在什麼樣的歷史性共謀?不同地方如何尋找到因地制宜的解殖道路?——這是當下學者們應共同致力於探索辨析的思考方向。

為了能更具體地論證邊緣/地方視角所具有的論述盲區與潛在洞見,陳奕麟老師挑選了Franck Billé的專著《中國恐懼:焦慮、暴力和蒙古民族身份的製作》(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2014)和Uradyn E. Bulag的論文〈從不平等到差異:「社會主義」中國內部的階級與民族性殖民悖論〉(“From Inequality to Difference: The Colonial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in ‘Socialist’ China”)(2000)作為案例進行比較分析。從Billé對蒙古人身份製造的論述中所隱含的文化極端主義(cultural extremism)出發,我們應如何反思並重新定位作為指涉概念的身份認同與中國恐懼?另一方面,從地方身份認同建構的修辭策略出發,我們應如何打通多種角度、多種面向,對當下全球中心霸權體系的轉型變化進行敏銳的觀察與思考,又應如何才能及時有效且因地制宜地做出具體的解殖回應?

  1. 地方的政治:關於蒙古人的身份製造(making)問題

Billé老師的專著(圖4.)在此處所具有探討性意義在於,他以中國恐懼作為研究的切入口,書寫處在亞洲邊緣、同樣是東亞面孔的蒙古人,如何經由中國恐懼製造出民族性認同的過程。Billé的寫作策略可以使我們帶著批判的距離,反過來反思應如何在身份認同的具體製造過程中重新定位中國恐懼;並追問在恐懼、認同的面孔迷思背後,到底什麼才是問題的核心?

 

 

蒙古與中國古來早有建交。Billé將論述範圍限定在1960至1990年代的現代蒙古國的後社會主義階段,蒙古在與俄羅斯、中國的互視關係中製造出非中國性、非亞洲性的蒙古族群族群身份認同。Billé分析人們如何在一種自我投射的中國恐懼陰影中,重新活用舊有的流言、故事、記憶等敘事素材,在當下的文化與語境脈絡中定位、言說自身,並經由儀式化的展演、規範化的實踐,製造出集體無意識的民族認同。這一過程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中國恐懼的指涉威力,使之成為一個籠罩在蒙古人身份意識上的魑魅魍魎。

 

在這裡,中國恐懼是一種文化想象與政治話語,是塑造蒙古民族系統性意識(systemic conscious)與無意識精神(unconscious psyche)的根基(basis)。在蒙古人的意義世界裡,俄國人象征著現代西方,中國人則是表征與現代精神(ethos)相對立的負面野蠻景觀。藉由這二元對立的正反面鏡像,蒙古人得以確立自身社團/共同體(communitas)想象的邊界,並不斷地通過各種展演來強化認同。

Bill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這一跨語際的翻譯過程中,中國恐懼成為蒙古人製造自身文化世界觀(cultural world view)的實質。

此結論在陳奕麟老師看來,帶有極端主義的文化觀點。其主觀性過強,身份製造的文本與對應的情境有互相印證的關係:為證明蒙古人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ethnos)、社群/共同體(communitas),Billé的中國恐懼敘事建構依附的是既定的政治與經濟現實情境,並以之作為蒙古人身份認同製造的直接答案;卻未反思想象實踐作為情境中的一種行動策略,打開了什麼樣互動關係下的「播散空間」(space of dispersion)(陳奕霖,1996),以此來深入思考地方社會的本相及其歷史變化的過程(互動與情境)。因而Billé所做的敘事生產仍停留於對現象的表面解讀,而非對問題本質的詮釋。放入在當前的知識權力語境中,Billé的學術寫作淪為對邊緣身份者刻板印象的二度再現。不僅鈍化讀者對地方政治、經濟現狀的知覺,也弱化進一步將蒙古人世界觀進行多點比較的研究意義,乃至從中反身思考各地方當前的政治力量、社會沖突、文化危機狀況的本相。

相反,在Uradyn Bulag的論文〈從不平等到差異:「社會主義」中國內部的階級與民族性殖民悖論〉(“From Inequality to Difference: The Colonial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in ‘Socialist’ China”)裡,我們可以看到蒙古人的世界觀如何成為行動者在互動關係情境中即時地對自我進行調節的手段:強調自身的族群身份以對定位性(positionality)的階級身份打通彈性的協商空間。

同樣是從地方視角展開對身份認同的製作思考,Billé與Bulag的論述差異在於,前者看到文本與社會情境間所存有的互為印證的關係,但也受限於此:Billé以既有的中國恐懼論述作為製造蒙古國民族認同的根基,敘事反過來將蒙古國民族身份認同本質化、自然化,不僅再度製造出中國恐懼的幻象,也進一步鞏固「中心」與「邊緣」二元對立的刻板印象。後者在熟悉文本與社會情境互文關係的基礎上,更看到社會情境中的不同群體所展開的具體的實踐互動,從中深入地方社會本相,展開對權力微觀作用機制的思考:Bulag將民族認同視為中國境內內蒙古族群在不同權力關係語境中,所主動做出的策略性自我定位及對他者的想象,是在互動過程中經協商而生產的聯帶話語,而折射出地方歷史變遷情境中的微觀權力關係。

因此,地方族群的身份認同其實是主體在歷史政治脈絡與日常生活情境中,戴上想象的面具進行既被動又主動的扮裝、展演、言說實踐,而非一張與生俱來的歸屬面孔。我們要從面具中看到的是,主體如何在多方政治力量角逐的復合(multilayered)語境中,打開微觀、具體的實踐場域,從互動中對其身份認知進行持續修改的延異過程,以此兼併地方視角中的宏觀分析與微觀反思。

中國恐懼、邊緣性、現代性、民族認同、民族性、民族心態、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諸如此類的空泛概念雖影響著問題的表述,但並非問題的實質,它們僅僅是(邊緣)主體在相對的位置關係中的表征再現,一種政治想象、政治話語,而無法直接作為矛盾現象(問題)的答案。研究者既應看到敘事概念對應的政治經濟語境脈絡,也應看到概念經由主體在關係互動中持續生成的實踐情境,提煉出多元、矛盾、異化的表相如何在時間向度中折射出地方政治權力關係的復合動態行跡,才算是觸碰到問題之本,解殖之路也在此開始。

2.比較研究:以多點地方政治作為折射中國中心霸權的棱鏡

重新架構「地方政治—中心霸權」的互動研究框架[1]:

此處的地方與中心是成對又相對的概念(也不應忘記它們作為後殖民知識概念,依舊繼承自現代世界「中心」體系)。我們從地方的主體位置看中國中心的權力體系,考察地方政治,但中國在此語境中也可以是一個地方;意即,中心在這裡成為他者的概念,它是由具體的地方政治折射而成的總體權力系統。這是我們希望耕耘以把握的權力宰制與意義之具體與總體本相。

地方實相/總體事實(fact):地方的地理生態與地緣政治經濟環境。包括地方地理環境與生態資源、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產業鏈條結合的地方經濟生業、地方社會組織方式、制度體系與基礎設施網絡。
地方表相(representations):地方的敘事—意義系統。中國恐懼、民族性、現代性、亞洲性等文化、政治的復合想象,其敘事結構與地方實相架構有對照關係。如上文提及的Billé的寫作策略,他看到了地方實相與表相的互動,但忽略了意義生產過程中的實踐空間。地方表相在實相/總體本相的基礎上,不同位置的行動者持續地重構地方族群的歷史敘事與身份認同,重新區分地方內部不同的群體之間的身份界線。此實踐的空間更新地方的敘事—意義系統,也間接影響地方的地緣政治經濟圖像(實相/總體本相)。
地方具體本相(reality):地方在地緣政治經濟環境(實相)與敘事—意義系統(表相)中所敞開的實踐空間——權力遭逢的力場、事件發生的地帶。地方社會內部的不同階級、社會關係行動主體在意義的縫隙中有策略地展演、協商自我的定位,重塑意義系統,並參與到地方實相的活動中。一個開放的歷史命名時刻,同名異義的交鋒處,意義延異的場所,權力關係的觀測站台。
它與地方總體本相之間的交錯關係便是地方政治的真相(truth),我們以此作為一面(經多點比較後)能折射出中心霸權運作機制的棱鏡——

多點地方政治/中心霸權真相(truth):經由多個地方棱鏡移動、比較而折射出的中心權力宰製與意義的行跡網絡。從具體中見總體,總體中投射出矛盾、多元、異質的全球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體系。在此視野中地方主體能以反思性意識,更有效地在各自社會場域中盡己所能,參與到互通的解殖行動中,乃至形成反思、解殖行動的多層網絡[2]。
我們力圖探索的問題是,已成為資本家的中國,其建構的中國中心體系在國家與資本的組織結構上有哪些新變化?它如何與西方的舊殖民中心體系競爭、聯結、互哺?如何通過金融資本影響、控制地方的政治經濟,乃至意識形態(如政治正確)?

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明白我們自身中國恐懼的來源是什麼,才能讀懂自己的恐懼。中國恐懼是地方政治—中心霸權體系中權力關係的張力表現(表相與本相),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關係中潛藏的真正傷害(真相),以便能及時有效地進行思考、行動的療愈——乃至為中心霸權的再生產設置障礙,為地方共生創造時間與空間。

 

3、 對他者的恐懼:將維吾爾人視為威脅與目標的動員(Magnus Fiskesjö)

 

Fiskesjö老師(圖5和圖6.)當天未出席,此處根據他提供的講稿摘要以及此前他與Rukiye Turdush合著的論文〈檔案:維吾爾族婦女在中國的種族滅絕〉(“Dossier: Uyghur Women in China’s Genocide”)(2021)[1]來對老師的論點做簡要的概括,以幫助我們將三位老師的思考路徑定位在坐標內,對中國恐懼的概念—政治問題有更立體、深入的思考。

Turdush和Fiskesjö老師的論文〈檔案:維吾爾族婦女在中國的種族滅絕〉,以訪談、統計數據、媒體相關報道為研究材料,將中國政府所謂的「新疆再教育營」、「職業技能培訓」、「族際通婚以利民族團結」、「計劃生育」、「脫貧發展致富」等一系列官方措辭,還原為針對東突厥斯坦地區的維吾爾族及其他突厥穆斯林族群,所實施的殖民與種族滅絕政策,並以此作出政治化的詮釋。

Turdush和Fiskesjö將中國對東突厥斯坦的統治定性為殖民主義行為,主要依據的是中國政府對地方族群實施的同化政策。在今日中國政府宣揚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政治口號下,以漢人文化為主的中國性成為正統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典範,而少數族群所代表的異質文化則受到壓制,被視為國家意識形態上的潛在敵人,乃至威脅國家安全的恐怖主義。尤其在當前中國中心主義的一帶一路項目中,該地極富地緣戰略意義,成為中國得以向中亞、歐洲各國開展貿易合作的必要關口。此現實因素進一步強化了中國政府採取法家傳統的威權主義治理手段,以嚴厲的責罰、監控、種族滅絕政策,將地方的力量系統性地徹底收邊至中央權力中心。

另一方面,兩位學者將中國政府在東突厥斯坦實施的殖民治理政策,判定為種族滅絕的行徑,依據的是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CTR)的法律條例:

中國政府將大量維吾爾男性關押至再教育集中營,並針對維吾爾族女性(1)強制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對育齡期婦女實施上環或絕孕手術),使該地出生率至2017年以來驟降;(2)施行由國家贊助族際通婚(國家公開實施的強姦侵犯),對婦女以將親人送往集中營為要挾,對漢族男性則施以利益為誘惑,視維吾爾族女性為商品;(3)以脫貧名義強制送往內地工廠流水線做廉價苦工,且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監視並限制人身自由;(4)關押於集中營,實施集體輪姦與性折磨;(5)被要求接納漢人官員入屋同住,期間發生多起不受控的性侵事件。

這些行徑已達成了ICTR對種族滅絕的定義:「種族滅絕並不是指徹底地滅絕某一團體,而是只要某行為觸及條款Ⅱ(2)(a)至Ⅱ(2)(e)中的任一項,帶著特定的意圖試圖『全面或部分地』毀滅某一民族、族群、種族或宗教團體,即為種族滅絕。」其中,中國政府違反的條款有:2(d)「在團體中意圖實施生育阻隔的措施」、2(b)「對團體成員造成嚴重身體或心理傷害」以及2(c)「故意對團體的生活條件加以打擊,以使其身體部分或全面受到毀壞」。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婦女所實施的大範圍絕孕、強行控制生育、兩性區隔、強制勞動、集中營關押、強制族際通婚等政策,已然構成種族滅絕的罪行。

Turdush和Fiskesjö老師的寫作策略不僅意在揭露中國政府的暴力行徑及其背後的法理,同時也力圖重建東突厥斯坦被殖民的歷史敘事,以此為當下東突厥斯坦的解殖行動提供歷史正當性與現實必要性的政治化論述基礎——

早在清政府滅亡後,該地在全球解殖浪潮中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因此,中國政府對其統治實為再次的殖民侵略結果(雖然這一結果最終得到聯合國官方的承認)。中國政府的殖民性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官僚組織方式與法家意識形態)。在政府意圖將全民族漢化的殖民政策中,邊緣他者被中國政府製造為國家內部急需清除的意識形態敵人、低等野蠻人。邊緣者中的維吾爾族婦女,因其子宮被視為維吾爾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文化的象征符號(土地、國家、榮譽、尊嚴、突厥文化),而成為殖民者以意識形態與暴力手段進行直接摧毀的目標,施以種族滅絕政策,以此確保東突厥斯坦作為中國的殖民地「新疆」而存在。

在此次會議的摘要中,Fiskesjö老師將帝國中心對邊緣他者的身份建構進行歷史縱向與地域橫向的比較,指出中國政府將維吾爾人視為恐怖分子,是對美國在9/11事件後所製造的反恐戰爭敘事的直接借用;而此套恐怖主義修辭更早源自過去帝國殖民者對「野蠻人」異質身份的劃分建構。互通的政治修辭背後是中心權力者共同的對野蠻人/他者的恐懼。因此,在中美各自對維吾爾人的表述之間,Fiskesjö注意到,即便雙方意識形態對立,但彼此交換著對稱的話語邏輯,共同將維吾爾人建構為恐怖分子/野蠻人。在此全球帝國體系中,維吾爾人作為雙重中心的邊緣者,正成為世界中心秩序的威脅與打擊的目標——在法律之外,以戰爭的形式。

在Fiskesjö老師的詮釋中已然看到他的政治立場,他選擇了將東突厥斯坦族群問題政治化,以解殖之名號召維吾爾族與其他突厥穆斯林族群重新實現地方的獨立自治。但這好比猶太復國主義,老師仍是受限於所謂民族性的族群面孔之中,而未看見底下更多的實踐空間(地方內部的矛盾,中心與地方之間互動的灰色地帶,等等)。Fiskesjö老師政治化的敘事建構,充滿激進性、行動力,但這是否也是一種簡單化詮釋?是否仍存在盲區,可能會帶來更多地區間糾紛(碎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而非融合(integration)?是否也在製造地方對中國的恐懼,乃至促成更多中心勢力對地方話語、資源的爭奪?另一方面,如何在急迫的局勢中平衡思考與行動(Fiskesjö老師的寫作類似政治遊說,其優點在於能快速地劃分敵我,短時間內或許可以獲得國際不同陣 ��間的幫助而給中國政府帶來壓力,但長此以往呢)?我想問題確實需要從多個邊緣視角出發,對中國性與地方現實處境進行聯合的認知反思與解構。唯有對自身的處境擁有清晰、廣闊的權力機制作用視域,地方才能實踐出共生的聯結關係;而不是一再地畫地為牢,淪為中心之間鞏固自身權力的共謀者、犧牲品。

何謂解殖?

  • 小結

在今天中國崛起的語境中,思考中國恐懼有什麼現實的意義?我們又該如何思考這一概念?作為一個根植於歷史特定脈絡裡的概念,它攜帶著過去殖民主義的定義,潛藏著「黃禍」的種族主義陰影;但在今天的世界政治經濟語境中,它更指涉對崛起的中國中心的恐懼,因為我們尚不清楚其變化中的權力運作機制,而感到被加倍放大的不安。

解殖始於破除概念、話語在二元結構中的單一定義,而意識到內部的多種聲音在情境中互動、協商、翻譯、變化的過程,以此反思話語意義的權力行跡;又在當前的權力關係場域中,為根植於歷史的行動打開新的認知、實踐空間。三位講者老師從不同的批判立場出發,對中國恐懼這一概念所作出的界定、詮釋及反思實踐的空間各有不同,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恐懼的立體認知,也提供了不同的批判路徑給大家作參考。

中國恐懼在Brossat老師看來是一個西方中心的殖民主義延續至後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問題。老師從西方中心看邊緣地方,將主要的筆鋒直指西方中心霸權,批判受困於屬下心態的亞洲盟友,如何持續地以西方中心作為標準,展開民主意識形態戰爭,將中國建構為一個徹底非人化的他者。但相較於西方中心,Brossat老師對中國中心、中國的殖民/治理方式未做過多評判,認為一直以來對中國的主流論述(如極權政體)都是西方霸權意識形態宣傳下的產物。在東、西不對等的話語權力關係中,Brossat老師有意為中國的另類實踐保留評判的空間,並號召台灣應擺脫殖民歷史建構下的屬下心態,在中華文化中尋根,探索台灣的另類實踐可能,以脫離西方霸權的掌控。

相較於此,陳奕麟老師認為對戰後台灣而言,中國化(sinicization)在本質上已說明中國政府是一個殖民政體(colonial regime),不僅體現在國家的鎮壓方式、政體種族化(ethnicization of the polity)的制度建設中,也體現在對歷史的改寫、正在進行著的再教育營、對文化道德的反復灌輸等文化殖民的行為上——所謂的中華文化即是其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產物。因此,台灣的現代公民權不應與文化民族主義的歷史相捆綁,因為這是除西方中心主義外,另一條套在台灣脖頸上的中國中心主義繩索。在西方與中國中心主義的新冷戰語境下看變動中的中國恐懼,其根源(source)仍是未知的,且因地方歷史、地緣政治經濟脈絡的差異,也難以一概而論。總言之,陳奕麟老師從地方的視角出發,視中國恐懼為地方政治對中國中心的一種文化想象與政治建構的產物,它反映出地緣政治經濟情境中的權力宰製與意義關係網絡。研究的重點在於,透過中國恐懼這一表相,對不同的地方政治作出在地的反思、解殖詮釋,在多點比較中折射出全球經濟體系ä �的中國中心的權力模式系統,以看清我們恐懼的根源,展開恰當有效的解殖行動。

相較於前面兩位老師將中國恐懼中的中國客體化,以此展開西方中心視角或地方邊緣視角的反思,Fiskesjö老師的反思落腳於殖民主體的中國,關注中國中心對地方恐懼的製造問題。老師從中國、美國中心的政治修辭出發,反思中心霸權對邊緣他者異質文化的恐懼,如何共同地將他者建構為恐怖分子/野蠻人,以獲得在法律的界限外對其實施非正義處罰的「合法性」。Fiskesjö老師的論述將中國恐懼與地方族群認同加以政治化,其敘事轉而以解殖之名,在當前的政治語境中建構出邊緣族群身份認同的本真性,但同時也缺乏地方具體情境的視角,以臉譜化的族群身份差異來對立地凸顯中國中心的殖民主義。在此點上,他與Brossat老師的批判邏輯互通,都強調回歸族群的本土認同,以內部獨立、同質的民族—國家、政治—文化形態來對抗中心的霸權ï �實現地方的解殖。但此類未反思地方政治的身份認同敘事,經由學者的話語建構並傳播,也不失為另一種殖民主義。它們究竟能為地方族群帶來多少生機,很是存疑。邊緣族群問題充滿斷裂與各種張力,更需要研究者們對由一詞一物建構而成的面孔保持清晰敏銳的辯證思考與覺知體悟。

因此,解殖不僅要求我們對概念的表相與實踐的本相有清晰辯證的把握,解殖的詮釋也需要不斷地重新放回到實踐的場域中加以批判反思。只有如此我們才得以超克「地方」與「中心」等二元現代概念,無限接近於地方主體之和而不同的存在狀態。

參考文獻

陳奕麟(Allen Chun),〈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9:33,頁103–131。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 : 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2015。

Billé, Franck. 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Bulag, Uradyn E. “From Inequality to Difference: The Colonial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in ‘Sociali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14.3-4 (2000): 531–561.

Turdush, Rukiye, and Magnus Fiskesjö. “Dossier: Uyghur Women in China’s Genocide.” 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15.1 (2021):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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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部分更多是我在陳奕麟老師文稿基礎上結合舊有的閱讀與思考做出的總結(王明珂老師的著作《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2015)也使我受益匪淺)——老師有強調說自己並不希望提出一個研究的基本框架給大家,而是希望研究者們能從各自差異的位置提出多元版本的地方政治(“each place has a different story to tell”)。因此,此處的總體研究框架僅代表我個人作為學習者,對老師提供的開放框架的開放總結,它保留有許多開啟的新可能,讓我們走出不同的思考路徑出來。

[2] 可參考陳奕麟老師在此處所做的總結:“I think there is room for all manner of expert rumination, from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s, logistical calculations, observations of everyday practices from the ground up,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s, including software control, and relations that cross-cut class, polity,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actors.”

[3] 這是目前我能找到的一篇Fiskesjö寫作關於維吾爾問題的期刊論文,刊載在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5, Iss. 1: 22-43. 論文鏈接: https://digitalcommons.usf.edu/g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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