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

This forum brings together four scholars across intellectual history, gender history, labor history, and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whose work critically engages with trans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The methodology of incorporating essential translated texts into the scholarly production reconsiders the conven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by reversing the structure of treating Euro-American authors as theory producers and Asian writers and texts as merely empirical materials to be analyzed. Asking whether translation can be a form of public history, we further translation’s engagement with the politics of decolonization. More, how does the life of meaning emerg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re)conceptualization? Can translation respond to the increasingly enclosed walls of ideological antagonism? With these questions in mind, translation can be viewed an inspirational aspect of scholarly practice, one that bridges research and public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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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案*

策畫小組（林麗雲、陳柏謙、郭佳、陳素香）

本期「自主工運專輯」的三位受訪者林子文、王耀梓、張通賢，分別來自中小型的民營企業工會，與國營企業工會性質不同，民營企業工會的勞資關係更為尖銳、對抗，勞資鬥爭也更生死相搏。而從抗爭激烈的民營企業工會走過來的工會幹部，其工運經歷、政治意識與認同也與國營工會的幹部有著明顯的差異。

從三人的口述史中可以發現，三人均在參與工會資歷尚淺時，就與資方展開過激烈的抗爭，王耀梓、張通賢更因此離開原來工會，林子文則幾十年跟資方纏鬥，最後也遭到解僱。王耀梓在1992年因基客工會罷工後，就被資方解僱，官司訴訟也無法翻轉被解僱的命運。基客一役，也使他成為工運黑名單，長期失業導致王耀梓家庭經濟陷入極端困境，也幾乎使家庭崩解，代價十分慘重。張通賢則從一名工人被啟蒙參與工會、擔任工會幹部，之後在勞資日漸緊繃的鬥爭中，在被設計與威逼下離開原來的工作單位，雖然轉入的小型職場勞動待遇只有原來單位的一半，但他卻在工運位置中轉換角色，成為一名勞工運動的組織者。林子文的資方「新海瓦斯」比較特殊，因為是民生必需的事業，具有區域壟斷性質，且工會從一創立起就處於勞資恐怖平衡的狀態，雖然抗爭不斷，但資方卻未真正下重手對付工會。林子文得以在工會存活二十餘年，最後雖被解僱，卻仍掐著資方痛處，讓他無職領薪到屆齡退休，堪稱工運中的九命怪貓。

台灣解嚴之後的勞工運動從萌發之初，就被不同的政治力量介入、吸附。大部分透過台灣勞工陣線的組織而靠向民進黨（以國營工會居多）；少數參與工黨、勞動黨（集中在桃竹苗地區）；另外一些則是在民進黨、勞動黨之外，形成工運的第三路線，並一度以「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委會）為集結，試圖走出獨立自主的左翼工運路線。就工運光譜來說，本期三位受訪者均屬於工運第三路線的實踐者，他們的口述史呈現這條路線的開路、實踐、挫敗、再找路、未知的前景等經歷，而這三篇口述史中，有三個主題的討論特別值得提出來：

一是，工人與知識分子（工運組織者）關係的多重性。張通賢從一名底層的貨櫃車司機，因好奇大學生為何進入工會當秘書，而被吸引、培力，最終自己也成為工會組織者，並加入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組織者團體。林子文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則是複雜糾纏得多，他感受到被組織者團體（鄭村棋工作室）排斥，百思無解，最後以進入世新社發所為路徑，欲求解答案。

二是，發揮「以小博大」的歷史作用。三位受訪者所屬的工會都只有一百至四百名左右的會員，相較於上萬名會員的國營企業工會或大型民營企業工會，三人所屬的工會都顯得微不足道。[1]然而1992年只有147名會員的基客工會罷工，卻帶動了自1989年遠化罷工之後被打壓消沉的自主工運復甦。張通賢所屬的志信運輸工會及後來參與的台灣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倉運聯）自成立以來一直是秋鬥的主要團體，在2000年之前的戰鬥工運中扮演重要角色。新海瓦斯工會則是林子文重要的後盾，不論是開創性的產總成立、兩波關廠抗爭場秋鬥再起、左翼聯盟籌組等，都為林子文提供最穩固的後勤支援。較宏觀來看，上世紀乃至本世紀初，自主工運很大一塊是由類似這樣的小型工會的集結而撐起的。及至近年來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桃產總）組織的幾次罷工，也可視為戰鬥性民營企業工會的延續。

三是，仍待持續探索前進的左翼政治實踐。閱讀三位受訪者的口述文稿，都有一點「頭重腳輕」之感，從早年的成長歷程、勞動生涯、加入工會、勞資鬥爭、關鍵戰役、生命曲折等，都非常豐富、精彩。而談及勞動階級的政治認同與出路時，訪談則大約都呈現出隱約的不確定性及論述上的不明。此現象或可說明工運中左翼政治路線在現階段的狀態。

不論是個人生命發展或工運集體的歷史經驗，希望王耀梓、林子文、張通賢的口述文本，能帶給現在仍在尋找工人運動前進道路的後繼者們某種提示、啟發及思辯。

* 本專輯是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1970年代至1980年代）】（NSC 103- 2410-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此為「台灣戰後自主工運口述系列」之三，原計畫接續刊出的「台灣戰後自主工運口述系列」之女工專輯、鄭村棋及其「工作室」專輯，因訪談作業不及，將不定期刊出，特此說明。

[1] 曾任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的張緒中，有一次在談及工會可動用的預算時，曾對小型民營企業工會每年僅三十餘萬的經費預算嗤之以鼻，認為這麼少的經費做不了什麼事；反觀中華電信工會的年度預算，有上億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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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文化部提出了「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將文化資產保存視為「重大公共投資」，企圖以文化形塑集體記憶，凝聚國民向心力和光榮感，並向國際展現臺灣的「軟實力」。在過去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與修復活用的基礎上，行政院強調，這些計畫更重視「人民與土地、歷史記憶的重要性」，並且「擴大到區域性的文化資產保存，進而以文化治理帶動城鄉發展，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中」。

　　本期推出的「再造歷史現場」專題，由本刊編委陳瑞樺規劃和推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文標題與中文標題的語義落差，「再造」意味著重新模塑，而regeneration則有「再生」和「再次活化」使用的意味。如果說再造暗含著國家意識形態的重新包裝和賦義，那麼再生與再次活化則更貼近了文化部與地方期待歷史現場再利用，以「創意文化」帶動經濟發展的現實期待。

專題中的四篇文章（另有三篇敬請期待下期推出），分別從都市社會運動對文化與地產治理的挑戰和協商（顏亮一、張耕蓉），以及從常民保存、藝術展演、與地景記憶（許瀞文、賴雯淑和劉柳書琴）等角度著手，思考歷史現場如何再造，文化記憶如何保存（進一步討論，請見陳瑞樺的「專題導言」）。從實踐的位置上出發，這些論文一方面接受了「再造歷史現場」的時代意義，另一方面也質疑著歷史、空間與治理的關係，探討保存、修復與活用的辨證，以及歷史、記憶與所謂「現場」之間的曖昧與緊張。

〈「前鎮草衙」再造地方認同的實作〉這篇座談記錄，則將專題的關懷延伸到高雄的都會鐵鏽區，提醒我們文化實作如何嘗試改變地方認同與生活，從而開創新的共同體。這樣的地方史視角或許有助於調整由上而下預設出來的國家觀點，更能深化「再造」、「歷史」與「現場」三者間的多重連繫與緊張關係。

　　本期收錄的一般論文，雖然與「再造歷史現場」專題沒有直接關係，卻可以在思考的延伸中看到「現場」之於歷史和經驗的複雜性。江凱斌的論文討論在所謂的深度旅遊的脈絡中，文本再造著現場，而現場（聖地）也改變了旅遊的意義。鄭琪的文章對跨域串聯與政治動員的討論同樣賦予了連儂牆一種強烈的現場感和歷史感，強化了歷史與現場的思辨，深化了「創造」與「再造」之間的多重與跨域辨證，也讓我們體會到歷史的無所不在與毫無所依。

　　陳俊啟與呂正惠的兩篇書評亦是本期不可錯過的亮點。黃文倩於2021年9月推動了一場關於王德威老師編著之《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討論：陳俊啟從文學史書寫的角度討論《新編》的特色與侷限，呂正惠則從中國文學史的議題切入，質問眾聲喧「華」的意義與遺忘。雖然兩位學者未必完全同意《新編》的企圖，但他們火花四射的評論足以彰顯《新編》為文學史與當代中國研究帶來的挑戰，值得讀者思考與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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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鍾宜杰（政治大學廣電系兼任助理教授）
時間：3/30 (三) 13:30-16:30
地點：陽明交大人社二館106a 教室，光復校區

撰文：亞際學程碩一 岑穎豪
活動側拍：社文所碩一 李育菱

由媒體工作回到學院，我總是在學術領域跟公共領域之間搖擺，不願為任何一方所完全收攝。腦裡始終在想：如何讓學術資源互相裨益？如何重新連接起領域跟領域之間閉門自守的界線？鍾宜杰老師本身當過記者，當過編導，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同時也是紀錄片導演及製作人。一生遊走在學院跟影像實踐之間，二者始終在他腦海中互為交涉。

一旦踏入田野，田野不但沒有保證一個完美答案，往往反而為人帶來更多問題和矛盾。鍾宜杰曾跟朱仲祥相處多年，在「勵志身障人士」的名號背後，他看得更多的是慈善作為中產的良心救贖方式、機構和政客對身障者的慣性挪用。而田野最尖銳的地方，不只是揭示社會的運作，而是直指下田野者自己的內心。鍾宜杰坦言他跟其他人常常和朱仲祥吵架，所謂「正常」和「障礙」者之間的交流，流過的不只有清澈的流水，也挾帶着沙石互相磨擦。這些經歷帶給他自己的，是反思正常/不正常、健康/不健康的界線，以至於這道界線是不是真的說跨越就能跨越過去。

由學院當中取出資源，以影像作品的形式帶到公共討論，這成為他影像生涯中的常規做法。影像本身就是成本要求甚高的文本形式，而資源總是實踐者最不願面對但又最不得不面對的難關。由大愛電視台的紀錄片製片人到獨立紀錄片導演，鍾宜杰不斷在現實的縫隙中摸索。機構有其限制，但總能找到更多空間。要獨立製片，按自己的思路而行，不受其他人的想法與期許干預，可能需要自己由其他途徑賺取經費。他提醒想要用影像跟公眾對話的同學：不要「用影像來思考」。而是事先做好田野工作，研究透徹之後，才去開展影像拍攝。成本承擔不起「沒有計劃」。

當代的批判理論反思攝影者拍攝所代表的位置、攝影文本分怖所延續或擾動之權力關係。鍾宜杰由《舞影者》時期，就一直在思考台灣戰後攝影記者的位置。社會學的訓練尤其是他切入的方向：

這個製作影像、製造意義的行業，不同世代之間有甚麼差異？到這個世代又有甚麼慣習（habitus）？一方面像是技師，另一方面又像是藝術家。這樣一個群體能夠如何跟既有的社會建構與關係對話？

鍾宜杰最後總結自己的工作說道：這一切影像實踐，其實都是為自己造鏡子，看清自己在思考的是甚麼，觀點被甚麼形塑。攝影者自身置身於不同條件當中，才使得其影像作品成為現在的模樣，這都是沒法避免的。關鍵似乎在於：如何帶着這面鏡子，保持反身性地一直實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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