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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初，香港特區政府藉著前一年在臺灣發生、涉及香港人的命案，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當中最具爭議的，是把引渡的適用範圍，擴充至包含中國在內的其他地區，香港民間遂稱之為「送中條例」。自2019年3月中起、6月9日大規模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社會運動（「反送中」），儘管觸發運動的逃犯條例經已暫時撤回，至今仍然不絕。國立交通大學/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課程於2019年12月21日，舉辦香港論壇，邀請香港及台灣兩地的學者，討論這場仍在進行的運動，及當中引發關於身份、法律、地緣政治、情感結構、網絡等相關議題。在論壇中，不少講者都提出，香港的現況，不應該被簡化為單純的經濟問題；有部份講者同時指出，各樣的問題和狀況，如何被變為了經濟因素。 論壇第一節討論「人民」。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彭麗君教授分析在這一場運動中，如何改變香港的身份認同。彭教授認為，在反送中運動當中，政治身份（「黃」還是「藍」）慢慢取代社會身份，界定了甚麼是香港人：支持這場運動的中國學生、性小眾、少數族裔在參與當中，和主流社會連結。她認為，政治身份是非永久亦非本質化的，她不希望浪漫化這場運動，但指出在憤怒與仇恨當中，新的認同、團結漸漸形成，打破了固有的身份邊界。 國立台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鄭肇祺則把視野放在「後方」，思考海外香港人的位置與焦慮，及海外參與的角色。鄭博士觀察，反送中運動把很多原本靜下來的通訊群組重新活躍起來，開始討論政治和對中國的批評，而海外香港人也開始需要表態，理解在海外可以做些甚麼。他同時留意，「缺席」成為了不少海外香港人的共同焦慮，例如會有些人以各式各樣的理由，回香港一趟，又或者透過網絡，密切追蹤香港最新的情況，透過資訊以及各式各樣的海外聲援，成為「手足」。 論壇的第二節圍繞著法律的討論。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John Erni（陳錦榮）教授認為批判研究不應該忽略法律，他以「法紀之無法」(The lawlessness of law and order)，試圖解答以下問題：法律如何讓社會運動變得可能又同時鎮壓運動？為甚麼在香港這麼重視法的地方，法紀看起來會這麼無法？法律是否應該要無條件遵守？Erni教授指出，法之為法，不是自然而成，而是透過制度而產生的。他相信，社會需要有異於實證主義(positivist)法學理論，以法學現實主義(legal realist)，包括批判法學的角度，指出另一種規範的可能：守法與提出異議皆是責任所在，要更新與改變法律（常規）並不一定是在法之外。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林志潔教授則從中國與香港的司法管轄權角度，認為兩者之間一直有所爭議，而特區政府藉口修例的命案更是觸動中、港、台三地的神經。同時，林教授回溯2004年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其中的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她視之代表了香港公民社會所珍重的價值，並定義了其跟中國的不同。 在論壇的第三個節，講者圍繞地緣政治、情感結構與平凡生活討論。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以為，現在對於運動的兩種評價，不論是如一些香港學者視之為民主運動的新可能，抑或是像部份西方左派學者視之為右翼躁動，皆試圖為一場仍在進行中、混亂的運動定性。葉博士針對上述西方左派的論調，批評其實際上依然是西方中心的新東方主義的地緣政治觀，當中的盲點包括西方以外的政治是不能被直面、論述及理解。他認為，在香港，基於稀缺的政治資源及參與機會，以及政權不斷破壞制度，漸進主義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在無策略之下，形成共同體，並對規則認異(disidentification)。葉博士視這一場運動為無以名之者，社會行動者乃建基於即時經驗，被迫的當下與幻想的未來，主導了一切。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曾仲堅博士則透過訪談，分析「攬炒」(mutual destruction)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曾博士認為，攬炒相對應的，是從前以個人角度理解並解決問題。比較雨傘運動及後的一兩年間，與2019年的香港，面對社會不滿，回應方法改變了：從以前等待一個危機可以爭取個人自救，改變為要集體自救才有希望。他指出，對不少受訪者而言，攬炒背後，除了對浴火重生的期待，也有賞善（「正常香港」）罰惡（「他們」）的想像；而對於攬炒之下自身受損的想像，實際上反映的是對當下的不滿，「再差也不會比現在差」，與其等死，不如搏一搏個魚死網破後重生的機會，當中包含的，更是對集體（香港人）的信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容邵武則試圖解釋沒有大台如何變得可能。容博士把時間拉回反送中運動爆發以前，指出在香港的平凡生活當中，存在著不少隙縫（弱連結）和網絡（強連結），而透過隙縫，可以接觸甚或動員網絡。他認為，透過這些已經滿佈在香港平凡生活當中的強弱連結，可以理解沒有大台為何可以出現。   活動日期：2019年12月21日 撰文／岑學敏（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